然而从目前看，从专业人士角度看，“大发展”的TD即使发展数亿用户也难免“空心化”之忧！而TD手机作为TD承担者的中国移动通过采取高明的策略，最大限度地化解了自身承担TD的风险，使TD即使要达到1亿甚至几亿用户都轻而易举!

为何如此说？TD所有的终端都是GSM/TD双模终端，实际上是将GSM手机与TD手机集成一体，即可以用于GSM网络，也可以用于TD网络，当TD网络覆盖不足时，可以自动漫游到GSM网络中通话，实际上可以完全不使用TD网络只用GSM网络。这一点与另一种3G标准WCDMA相似。

然而中国移动可谓更高一筹，竟将TD用户所使用的SIM卡设计成也能够用于GSM手机，也就是完全可以利用GSM网络容量和GSM终端发展所谓TD用户！今后所谓的使用188的TD用户其实分不清到底是TD用户还是GSM用户。中国移动这一策略高明在终端上实际完全打通了GSM和TD网络,也成功摆开类似联通的双网博弈，确实令人非常钦佩。

这样不用2年，188号码发展1亿用户不成问题，但未必真正是TD用户！即使TD发展数亿用户，很可能难以摆脱“网络大、用户少”，或者是“用户多、业务少”的尴尬处境！这样是强按母鸡下鸭蛋！

从技术角度看，对TD发展来说，实现低密度用户群、低话务量下的通话问题不大，但TD运营的健壮性非常依赖智能天线和联合检测技术，而这两种技术在高话务量、密集快速流动用户群的性能、效果很难让人真正放心，这也是TD目前试验最需要的论证和解决的问题，然而目前TD试验都是低话务轻载网络，并不能解决TD商业运营的关键问题。

对于TD经营来说，完全可以采取在全国范围铺一张薄容量的TD网络，而将所谓“TD用户”的话务大都由GSM网络担当，甚至连终端都可用GSM，TD又何愁1亿用户！但恐怕TD网络设备厂商和终端厂商要大失所望了。

TD商用已经开始了，有掌声，也有唾沫，有的本是可以预料到的，有的则是出乎意料的，而作为TD芯片厂商凯明的倒下则又掀起了一轮波澜，TD何去何从掀起的争论如火如荼。在TD发展上，国内两派立场截然分明，俨然像把对技术的争议变成类似一种扣帽子的“意识形态”斗争。

支持的TD“左派”把TD上纲上线，宣称TD关系建设科技大国和民族兴亡，要把TD当成一面政治旗帜，号召举全国之力、万众一心、大干快上建TD，梦想用TD来全面代替GSM，“极左派”愤青甚至将所有反对TD的人一律都扣上“汉奸”、“卖国”大帽，或者扣上是“国外利益集团代表”的阴谋诡计。

反对TD的“右派”则尖锐指出TD专利份额少、依赖国外核心专利、人为夸大TD技术优势、技术不成熟又落后、研发拖沓、测试作假等一大堆问题，测试中一些消费者怨言颇多，而“极右派”者断言TD是官商勾制造的另一只“华南虎”、汉芯或像韩国的“干细胞造假”事件。

就像台湾选举一样，左派的国民党骂右派的民进党贪腐，右派的民进党骂左派的国民党卖国。在左右派的激烈争论中，夹在中间的ZF进退两难，两头都不是人，又被指责弄虚作假，又被指责缺乏民族大义。但显然，无论朝左还是向右，都将会有深渊，向左大干快上将可能留下一大摊无法盈利的沉淀资产和相应的政治责难，向右放弃将面临指责不支持自主产权的政治压力，ZF在各方诉诸悲情、指责中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似乎只能在追求一种“中间路线”。

对“右派”而言，应当认识TD是一定具有积极意义的。从TD发展过程而言，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支持大力TSM版本的TD－SCDMA标准挺进成为国际标准，显然是希望首先利用TD打破移动通信设备国外厂商垄断局面，其次是希望降低专利使用费，这种意图实际上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现在对于专利费问题，在ZF压力下国外技术商暂时未发难，TD也并不一定真能降低专利费，但现在移动网络设备市场仍大部分是国外厂商的天下，如果用TD替代发展部分2G增量用户市场，无疑可以有助于国产设备商在移动设备市场有所斩获，这是“右派”和所有国人应该认识到的。

其次，作为国内手机厂商一直困扰的“缺芯”难题，TD产业链推动国内制造业向上游芯片领域延伸，组织开发射频、基带芯片的努力是可圈可点的，因为缺芯问题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也仍将困扰国内电信设备制造业，芯片产业对其他产业包括军工产业都有比较大的辐射作用，日本敢向美国说不的筹码便是芯片产业，因此也是TD的积极意义。只不过，在TD产业运作上，芯片企业全是一夜间冒出来的愣头青似的新面孔，而不是像日本、韩国一样依托强势技术企业，所以抗风险能力差、研发能力低，对其他产业辐射作用小等缺陷很明显。

对于“右派”而言，对TD目前出现的问题应当具有一定理性预期，尽管TD发展中有过不少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论是新建TD－SCDMA还是WCDMA、CDMA2000网络都可能出现如接通率不理想、新业务使用不畅等问题，而主张完全放弃TD无疑将抹杀不少人技术贡献和辛勤付出。在LTE正式商用前、移动2G用户仍增长迅猛的情况下，TD仍存在一定市场空间和时间窗口，不顾国情放弃TD可能是一种矫枉过正做法，恐怕并不能保证我国未来利益的最大化。

对“左派”们而言，首先应该正视移动技术发展升级的速度超出预料，这不仅曾迫使不得国内不得不放弃花费3年多研发的TSM版TD-SCDMA而改向开发LCR版本，而当现在LCR版本投入商用时，国外速率高得多的HSPA不仅已全面开花，百兆级的LTE技术也已准备登堂入室。虽然“左派”希望极力淡化这种技术发展压力，如声称TD升级产品即将出来，LTE仍需时日等，但很难想象如果只为了卖设备，动用几千亿建设一张比GSM功能多不了多少，又比国外落后一截，这样保护自主技术标准方式，无论如何都将面临浪费国家巨大资金的指责，而且到底提升还是削弱自己国际竞争力恐怕也有很大争议。尤其用TD打造的国家安全概念更像是“极左派”们的臆想，很难想象采用封闭市场的方式去全力推一项比国际水平落后一、两代的技术会给国家带来真正安全，真正的安全必须要与最前沿的信息技术接轨，否则如此经过几个回合技术竞争后必然重新落入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

第二个左派希望回避的问题是专利问题。TD在提出的时候，政府开始极力推荐为国际标准的时候，TD当时只是一个技术框架，对TD涉及的专利恐怕并不掌握多少（这是国情政治的特色，当时对TD决策者其实主要取决于几个人物的“一言堂”式政治决策，国内缺少类似发达国家对重大技术政策实行国会公开听政制度）。专利问题今天和明天实际仍然将严重困扰TD，国外TD专利持有者也实际在静待国内决策。美国一家很小的掌握不多CDMA关键技术专利的厂商叫做Broadcom，前几年开始突然连续向爱立信、诺基亚、高通、北电等所有国际大电信设备厂商提起专利诉讼，竟成功迫使这些大腕各自每年向其交纳上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一旦TD网络发展到一定用户规模，谁能保证这些专利持有者不发难？谁又能真正保证TD的专利费支出不低于其他国际标准？技术标准在国际上从来是共有的，从来没有国家能用技术标准收取产权费用的，利益在于标准背后的私有专利，否则就是一张没有任何意义的纸张而已。

对于“左派”而言，不能盲目不切实际夸大TD作用，而回避TD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客观形势，尤其首先要降低不切实际在全国部署无缝TD网，用作完全替代GSM的期望。TD相对GSM不具多少性价比优势，而与LTE功能相差甚远、专利不能完全自主等缺陷决定了其意义不能被过度拔高，如果将标准争议变成意识形态斗争，鼓吹什么并不存在所谓“五大优势”恐怕最后只能适得其反。从现在TD网络商用试验反映不佳来看，并非像“左派”宣称的是网络覆盖不足的问题，也并非扩大商用就可以解决的，比如TD阵营对外宣传把手机耗电大、通话掉线等都归结为网络覆盖不足，其实这不仅与网络覆盖有关，也有芯片开发水平、设备切换算法实现有关，很多问题恐怕也与比较畸形的产业链运作机制离不开。TD目前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包括以何种程度投资TD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把握的问题。

那么，理性的TD“中间路线”在哪里？

时至今日，TD的矛盾已经不像2005年以前，当时的国内关于TD的主要矛盾其实是在以大唐为首的TD派和以华为为首的WCDMA派之间，而现在国内所有实力雄厚的设备厂商都已加入TD阵营，都有希望大上TD的强烈愿望，而主要矛盾已转向是制造厂商和电信运营商间的矛盾，即制造厂商希望多卖设备大上TD，电信运营商担心自身被套牢拒绝大上，导致制造商、运营商彼此相互质疑和责难。

TD的理性中间路线，应当兼顾制造商与运营商的利益，兼顾投资市场前景与提高国产设备份额，更重要的是除去浮躁、质疑与责难。最重要的是，在理性路线中ZF没有必要只将TD作为一种科技政绩旗帜，而打造类似韩国三星这样的强大跨国企业比一项并不纯粹的“国产”技术标准意义大得多（三星也是靠代工起步的），也是保证国际市场话语权的关键，华为、中兴把自己的WCDMA、CDMA2000设备卖到欧洲、北美的主流运营商手中，其意义完全不亚于TD的意义，同样也可以是ZF的政绩和激励民族信心的旗帜。

可以看到，目前国外3G已占30％的用户市场，而在增量用户市场3G已经占据超过大半份额，在芬兰等国家已经决定停止GSM放号。我国由于3G启动被ZF一再推迟，导致目前增量用户市场仍基本是2G用户，与国际市场发展不合拍，而2G用户群市场过度开发必然导致3G市场发展不顺，GSM发展用户群过大必然导致将来向LTE网络演进的成本大。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一个技术缺陷而又可以是一个宝贵机遇是：在向LTE演进中，无论哪个网络都无法平滑演进，包括GSM、TD-SCDMA和CDMA网都需要更换绝大部分网络设备和终端设备，这样反而使TD-SCDMA在演进上可以与GSM获得相似地位。

因此，对于理性的中间线路，TD的定位不应在于全面替代GSM网，而可以在于满足GSM网扩容需求，也就是说TD可以定位于GSM的增量用户市场，把GSM需求转变成TD需求，只要有GSM需求的地方就有TD的需求。而要满足这个定位，需要在政策上强制冻结GSM扩容，要求GSM扩容全部用TD代替。因为，TD系统与GSM系统有很强的共存性，网络可以实现无缝切换，TD终端全部是TD/GSM双模终端，但同时TD最大的挑战在于性价比优势较GSM无法体现，而冻结GSM扩容，可使TD网络性价比显现出来。这样TD网络成本与GSM网络相比可能并不差，国产网络设备商将可获得空前良机；TD终端价格虽然比GSM高些，但双模手机模式也可以提高国产手机厂商竞争力。在这个定位上，即使TD核心专利份额不高，也可以提高我国设备制造商扩大移动网络设备市场份额的机会；即使TD网络覆盖不足缺陷，也可以集中致力提高GSM/TD系统无缝切换率减少运营风险；TD的市场风险、TD存在生命周期短和LTE挑战等问题也可以通过与GSM共同演进有所改善。

解铃仍需系铃人，政策调控造成僵局仍然需要政策来解决。着眼于推动国内电信产业升级，冻结GSM扩容和启用新号码，强制用TD来取代GSM的扩容，将可以为TD发展创造出相当市场空间，这将是TD解套的可行的理性中间路线。同时国家应当继续鼓励和督促类似华为、中兴、联想这样的强势技术商进军芯片产业，可以通过提供大量技术资金、建立国家级实验室等方式补贴，帮助这类强势技术企业降低芯片开发风险和扩大芯片产业辐射效应。

1、  资金实力比较：

如果目前重组，三家的家底是，新移动年收入3700亿，新电信年收入2100亿，新联通收入年1600亿，新移动仍占据半壁江山，收入大约相当新电信与新联通的总和。从现金储备来看，新移动远远高于新电信与新联通，估计虽然铁通可能背负的债务也有可能达到200－300亿，但新移动的储备金仍将达到天文数字般3000－4000亿，远比新电信、新联通财大气粗，新电信如果收购C网估计要搭上所有现金储备，估计还需要增资扩股才可解决资金。新联通虽然C网债务包袱可以甩出，但考虑历史债务和网络扩建压力，实际现金储备也所剩不多。

 从利润和融资能力看，新移动也处于绝对强势，如果按电信、联通同样的财务口径，新移动的利润可达1000多亿（目前中国移动的GSM折旧期已改为3年，而联通GSM为7年，小灵通为10年），是新电信和新联通利润之和的3倍以上，而市值高达3000亿美元，也是新电信、新联通之和3倍以上，实际资产负债率不到新电信、新联通平均水平的一半，这意味着新移动的资金积累、资产融资能力远远高于新电信和新联通。这种能力实际奠定了中国移动具备开打价格战的强大本钱。

 全业务经营后在中国市场上价格战仍将是最有利的竞争武器，而资金和财务优势可以通过价格战转化为市场控制力，因此中国移动价格战上具有竞争对手不可比拟的实力。目前看电信价格管制可能会继续放松，如果中国移动决心通过价格战巩固市场份额和扩大自身优势，可以最大限度化解新电信、新联通的业务捆绑威力，对新电信、新联通产生强大杀伤力，甚至使这两家竞争者徘徊在亏损的边缘，同时自身仍可保持可观利润，但这样可能冒管制机构对其加强约束的风险，甚至可能引发第四次重组。

 2、  中国移动优劣势和策略：

除了资金优势，中国移动名义客户群超过4亿，估计还有大量低值用户并未计算在内，大约是其他竞争者的总和，而且用户ARPU值最高，虽然中低端市场竞争可能加剧，但其他竞争者要抢夺其中高端市场并不容易。中国移动语音业务所占收入比很高，个人用户市场占据统治地位，重组后中国移动仍将是语音业务的王者，一段时期内开打价格战不仅不会削弱自身，反而可因为能够替代固网而巩固其语音业务强势。政企客户和数据业务是目前中国移动的软肋，重组后中国移动可能会大举进攻这两块，尤其抢攻政企客户市场可能很快对其他两家竞争者形成相当打击。

吸纳铁通虽然拉低移动的人均生产率，但加上铁通后，实际上移动的全业务竞争力会有所增强，对公司而言并不见得是坏事。对新移动而言，从目前看被迫建设TD是其面临最大变数，如果国家执意要移动动用超过1000亿甚至2000亿资金投资TD，甚至可能要求冻结移动启动新的GSM网号来保证TD发展，移动将不得不面临TD技术带来的市场挑战。倒不是因为资金问题，而是一旦投入TD太大，移动将势必被迫把相当部分市场精力转向TD，这样无疑会给竞争对手带来机会。能否利用TD这张牌打好政策牌，将是中国移动的一次考验。

 3、  中国电信的优劣势和策略

对新电信而言，获得联通C网虽然远不如获得G网，但肯定强于建设任何制式一张全新的移动网络，因为新建一张移动网络至少需要2－3年才能形成竞争力。C网运营最大的困扰是高通垄断造成芯片和终端价高，产业链薄，使联通对C网的终端补贴甚至远远大于其利润额，这种挑战恐怕仍将是新电信难以解决的。无论怎样进行业务捆绑，巨大的终端补贴始终将是一个很大制肘，加上组织C网产业链和弥补网络需要一段时间。可以判断，如果说获得G网的电信可以挑战移动，而获得C网将的电信要想抗衡中国移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C网优势在于网络的数据能力,中国电信需要这种网络能力转化为数据业务优势，中国电信的互联网数据业务也有优势，两者结合将可使中国电信的数据业务处于领导者地位，利用数据业务来最大限度拓展绑定用户来是电信的优势所在。不过数据业务本身的盈利能力目前仍困扰全球所有电信运营商，高昂投入与产出效益不成比例，同时新电信拥有最大的固网资产将在未来全业务竞争中贬值最快的，提高资金、资产效益将是摆在新电信前的一个关键课题。C网向EV-DO演进的成本最低，新电信在向3G演进中相对处于有利地位，但目前看3G对现有市场的影响可能并不会像原先想象大,如果EV-DO只能挣无线数据卡的钱恐怕对整体市场影响也比较有限。

政企客户与宽带市场是电信的优势，业务捆绑将是新电信的主要竞争手段。目前与固定电话捆绑的威力恐怕已经不大，将主要依赖捆绑宽带，目前宽带有4000万用户，要想最大限度发挥捆绑效应，要看能否把家庭客户、政企客户群最大限度延伸覆盖个人客户群。电信还希望捆绑信息应用业务，但可惜似乎仍未见到有对移动真正有杀伤力应用业务。中国电信能否在C网或信息应用上创造奇迹,恐怕还需要真正的变革之道。

 4、  中国联通的优劣势和策略

对于新联通而言，最大的困扰将是内部整合，如果能够快速完成内部整合，合并的后竞争力可能将会比较新移动与新电信提高更大。在北方10省，网通加上联通GSM网，将可能对移动发起比较有力攻势，有可能在北方形成抗衡中国移动的局面。新联通在南方21省丢去双网互博的困扰和完成内部整合后，竞争力将也会明显增强，资产效益也可提升，但恐怕还远不能与中国移动匹敌。如果新联通采用WCDMA标准，比起移动采用TD－SCDMA更加成熟，不过这样三家运营商各自采取不同的3G标准，WCDMA在国内的规模效应可能并不非常明显，其优势和对市场的影响也会不如一些人想象的大。

联通一个明显弱点是GSM网的频段资源先天存在不足，只有6M频段，严重制约着网络发展和服务质量提升，可能会很快需要补充频率或者申请WCDMA牌照来解决频率问题，也会有不小的网络建设压力。新联通在语音、数据业务的竞争力上要比新电信、新移动要平衡，固网贬值的压力要比电信小，G网运营规模和较电信C网大，而目前数据业务还比移动有优势。整合初期，联通与电信的收入规模差距可能会有所加大，但整合后，联通和电信的差距可能走向会缩小，甚至可能超过电信，但要超过中国移动恐怕还远不现实，毕竟中国移动的收入规模可能不久就会达到新联通的3倍多。

 综合来说，重组后新移动的资金、利润、融资能力远远领先对手，价格战竞争力超强，全业务竞争初期竞争力和市场份额还可能会上升，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市场的强势主导者。虽然存在数据业务短板，同时可能受政策不利因素影响最大，但超强的现金流能力使中国移动在市场博弈中处于有利地位。新电信将是数据业务的领导者，但一段时期内仍将面临语音分流的巨大困扰，可能将主要通过发展数据业务和捆绑信息应用业务来谋求稳定语音市场，重组后一段时期内用户市场份额可能上升，但可能面临较大利润下降和财务压力；新联通业务竞争力和资产利用较为均衡，内部整合将是个难题，但整合成功后的发展潜力可能最大。

 从公司内部机制看，中国移动整体管理水平最高，内部机制适应变革能力较强，执行能力较强，企业文化领先，但问题是没有经历过强力竞争的洗礼，铁通并入后，对其自身机制和文化影响估计可能有不小的冲击；中国电信的制度比较健全，内部运作稳重，但内部机制比较僵硬，人事管理落后，官僚气息偏重；中国联通内部管理较为灵活，但基础制度较为薄弱，企业文化杂乱，战略理念不清晰，加上网通的政治斗争氛围浓厚，内部融合有不小的难度。

 预计全业务竞争后，三强的竞争将会使国内电信资费进一步下降，尤其语音业务会进一步低值化，因为大家都存在低值化语音的动力，如新移动将语音业务低值化可以进一步分流固网话务，而新电信、新联通在业务捆绑中也可能会选择让语音业务低值化以突出其数据业务竞争优势。

 预计在所谓进入3G时代中或今后5-8年中，恐怕没有运营商能真正挑战中国移动的霸主地位，真正的竞争时代将在进入无线宽带4G时代，届时语音业务收入比例最高的中国移动可能真正面临免费无线VOIP和更智能化的IPHONE、GPHONE业务的巨大冲击，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有线宽带业务和语音业务也都可能面临性价比更高的无线宽带冲击（无线宽带也许带宽赶不上FTTx，但可以做到成本远低于FTTx，做到性价比高于FTTx），这样反而使所有运营商可能站在同一线上竞争。

看了IPV9技术专利、“XX产业部十进制网络标准工作组组长”谢建平先生介绍自己的技术，遭到很多网友的猛烈炮轰，虽然一看有很多漏洞，但俺想俺对IPV9技术不是专家，俺又想做个文明人，做个纯粹的人，不能看风就是雨，动不动就是又加入所谓“炮轰”阵列，把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本着对自己负责，对博客人民负责，对“XX产业部十进制网络标准工作组组长”这个光荣头衔负责的态度，本着对能够创造“2万亿”市场和“每年节省5000亿”外汇技术的高度敬仰，在GOOGLE仔细查了查资料，希望多了解点，最后感想如下：

一、     对IPV9技术的困惑

看了网友可能从专利系统里查出的IPV9专利技术介绍，与3721推的中文域名技术并没有多大区别，不过这样意义恐怕不到中文域名的1/10，比如用“http://111333333333”来上新浪网的，估计只有两种人，一种不会输中文，一种有数字记忆癖的人，要不改名旧叫4728更恰当。

也许为了提升IPV9意义，所以IPV9必须要与国家安全意义挂钩。既然是IPV9，我像也可能也与IPV4、IPV6一样设计了自己的帧格式和底层安全技术特色，不过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到，莫非是把IPV6地址字节拉长，再糊弄点加密什么的技术就变成IPV9，不管3721总还像是中文域名，跟另外一个热点ENUM技术也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再看这个工作组介绍IPV9是与IPV4兼容，这样国内IPV9用户可以上国外，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域名解析让国外的用户上不了国内IPV9网络，这样就轻易解决了安全问题，看来政府信息安全专家们应该好好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解放军战士，向公安武警战士、向广大爱国侨胞深刻检讨，怎么当初设计CN域名、中文域名怎么没有想到这么容易的办法。

二、     对谢建平先生的钦佩

一查有关介绍，原来谢建平作为化工研究所所长，还研究过美国星球大战，提出过隧道激光理论，研究过纳米技术和材料，并且用一个括号解决了世界级的IP地址难题，组织几十个拿着一、两千元的技术人员开发出了IPV9这样具有2万亿市场前景、能为每个细胞分配IP地址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心里敬仰之情不由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实在是高，身兼化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学家与一身。杰出的人才造就突出的贡献，可每年少交5000亿互联网费用给美国。（国内互联网产业每年总的产值还不到1000亿，电信运营商大概400、500亿，增值运营商大概200、300亿，运营商买的互联网设备肯定少于这个数）。

二、一点感想

自主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巨大市场，这又似曾相似，谢建平先生宣称：IPV9可以给国家带来2万的巨大市场，可以每年免交5000亿元给美国，如果IPv9能够顺利产业化，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惟一能和美国抗衡的网络科技大国，甚至左右世界。

这里忍不住得罪一些人调侃一下，估计这先生的宣传与电信业那个李XX先生吹嘘的4-1机标准如出一辙，"自主”知识产权、少交5000亿专利，“国家安全”、“1万亿”市场，如果大力推广就可以建设电信强国、科技大国。不过政府可能会有了经验，不敢轻易让人顺着这杆就爬上去了。出于对专家们的信任，我敢肯定这IPV9技术肯定不是年画老虎，但不过你要组织抓的话，估计可以抓到一只狸猫。年画老虎最大的愚蠢就是人家什么逮不着问题就马上暴露了，可把狸猫吹成老虎就高明得多，组织“专家们”论证这就是一只“小老虎”，演一出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就好了，反正保护狸猫也很有意义，专家可以很容易论证出狸猫的意义不亚于老虎。

不过最佩服谢建平先生的公关政策能力，不但捞上XX产业部科技司的技术工作组组长头衔，到xx委、xx部争取项目资金，还有新华网和不少主流媒体赞扬他和他的IPV9的文章，还有浙江大学教授与其共同唱和高赞IPV9重大意义的文章，不过后来分钱不均又闹翻了，于是谢被合作的教授指为骗子。不过谢建平先生最失策的做法是把合作的专家得罪了，结果专家不配合，还要出来讲他是个骗子。更加奇怪的是，谢做的IPV9推广会是在堂堂的中央D校（为何不是北邮、清华之类科技院校），几个对技术似乎一窍不通，可能根本搞不清IPV9为何物的意识形态博士导师随即打鸣帮唱“国家安全”高调，那个“5000亿”竟然也出现在中央D校课题组的报告中。 

下面是一些收集的材料：

一、记者采访谢建平：谢建平研发IPv9的过程让人感到离奇。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研究所一直是关注纳米领域的，研发IPv9渊源于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搞了很多大胆的科研计划。首先是星球大战，研究项目涉及到星际通讯；其次是生物技术上面，譬如人体的细胞、DNA，需要确定具体位置分配IP地址；再次是纳米技术，纳米的定位，也需要大量的IP地址。与此同时，美国提出了IP语音通讯。这一切技术的研究，都涉及到一个核心的技术——IP地址分配。当时乃至现在世界上采用的都是IPV4，这就导致IP地址远远不够，甚至研究中的IPv6也无法满足IP地址的需要。于是美国人提出了IPv9这个概念，同时IPv6当时已经在美国进行试验。星球大战计划戛然而止，IPv9的研究也宣告失败。美国总结出来的经验是，这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而且难度巨大。第一个困难是激光技术。激光在穿透大气层到200米的时候，大气层产生等离子体导致激光无法穿透，功率加得再大都没有用。1989年我提出隧道激光理论，后来在美国海军基地做实验，让美国人感到特别吃惊，结果是：行！这也让我在美国的发明家圈子里成了名人。

二、浙江大学博士导师平玲娣教授在2005年10月12日 14:23:57 写给某记者的第三封电子邮件，她信中写道：
         沈编:您好!
         我欣赏您的执着与真直!
         我们被谢建平骗得气不打一起来，本来92年底要付的合同书钱，到现在未付完。
         澳门ipv9设备主要浙大的，展出后冯成老板给谢建平600万，我们几十万不付!
         谢建平找个单位合作，东西到手就不付余款，再换个单位骗，反咬没做好,我们设备近4年了，4年pc机也要换，他要不付钱又几十年先进!!!我们骗惨了!
         工作很忙，钱又少，打官司实在太累!谢弄到600万(主要用我们设备骗)，财大气粗!
         我们没办法!本来好好干在体系结构上创新!谢建平这个网络计算机都不懂的江湖人把教授骗倒!大老板中骗倒!中国史上笑话,沈编您说怎么办?????????但有人支持...
    
      best regards,
                    ping

三、谢建平亲密的合作伙伴——浙江大学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潘雪增教授却向记者表示，现在中国正在研究IPv6的科学家获得了国家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的资 金支持，他们却分文没有。虽然在2004年6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公开表示支持IPv9的研究，但不表示浙江大学会投入资金。
　　xinchan部科技si的有关的领导已经表明了对IPV9项目的支持态度，并希望赶超目前热门的IPV6，但是并没有实际的投入。“我们现在是拆西墙补东墙，利用其 他研究项目的经费来维继。”十进制网络标准工作组成员平玲娣说。年近古稀的潘雪增告诉记者，到北京开会，他只住80元一夜的旅馆。

四、2004年12月22日,我曾采访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首席科学家钱华林研究员,并向他请教有关"中国IPv9"的问题。他简要谈及了6点看法:

　　(1)上海的"中国IPv9"与全球ICANN的"IPv4"、"IPv6"的IETF标准无关。

　　(2)什么是"数字域名"发明?全球域名LDH中的"D"便是"数字域名"的缩写(LDH是"Letter Digital Hyphen"即"英文域名字符"的缩写)。

　　(3)把"数字域名"当作专利,这与拿"8848"、"3721"这种数字去登记专利有些类似,缺乏严谨性。

　　(4)上海的"中国IPv9"、"数字域名"与IETF的"数字域名(ENUM)"不是一回事。

　　(5)关于上海的"中国IPv9""数字域名"插件安装与韩国Netpia公司Keywords服务操作(PC设置)的相似性问题,钱华林老师认为:上海的"中国IPv9"操作(PC设置)与韩国Netpia公司Keywords(关键词寻址)服务操作(PC设置)相似但本质不同。

　　(6)IPv6己足够全球互联网使用,没有必要再开发一个成本更高、说可以永远用不完的IPv9。全球TCP/IP协议(IETF)把IPv4向IPv6发展是因为IPv4地址资源不够,但是从IPv4向IPv6转移的成本很高、技术过渡都曾遇到过很多困难。

五、自于1994年4月1日发布在著名的RFC编号为1606的文档。在这个名为《使用IP版本9的历史观》文档中，言辞确凿的指出了IPv9的很多可取之处，曾引起业内普遍的“轰动”。

但这个文件被认为是一场恶作剧。因为其发表日期正好是愚人节，另外文件最后的结论非常搞笑：不研究历史的人，注定要重复历史。

谢建平：美国人找到我了，他给我们看了当时的文档，我们也觉得很怪，是4月1日发布的！后来我们了解，这个文档还是相当严谨的，是美国互联网标准组织ITF做的。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才发现IPv9不能解析。这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如果这个技术不能突破，我的研究将和美国的星球计划一样，面临死亡的危险。

同样不能解析的问题也出现在IPv6的研究上。1990年美国开始研究IPv6，却直到1994年却还无法推出，1999年也不行——在实验室试验可以，商业化就不行。

1990年美国IPv6文本中，IP地址的表示方法为：FF：FF：FF……FF，总共128位。冒号表示URI的端口号，但是在输入这个冒号的时候却时而要和URI的端口号发生冲突，所以无法解析。

后来我们想出一个方法，加上一个“［］”。在计算机语言的表述方法中，除“［］”以外，所有的标点都有了特殊的定义。于是后来，IP地址的表示方法就变为：［FF:FF:FF……FF］。是中国的比尔·盖茨，还是妄想狂？

　六、　　“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之地。”谢建平经常说这样一句话。

谢建平宣称，2000年7月，香港汉华估值有限公司对谢建平数字域名的最终估值为173亿港元；2003年7月，“十进制网络应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国资委下属上海上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无形资产评估为68亿元人民币。还只是发明人的个人财富。谢建平估计IPv9所形成的巨大市场价值有20000亿元。一旦IPv9全面商业化，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现有的网络市场进行重建。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政府没有一分钱的投入。　　

　按照谢建平说的走法，记者走进了“上海银行”旁的一条小胡同。破旧的路面以及残败的房屋，立时让记者想起武侠小说里高手出没的地方，不过差了风和树叶。幸好天公作美，上海下起了小雨。当雨水冲刷干净墙面上的灰尘，记者终于看见几个字：上海通用化工技术研究所。见到了谢建平。干净的外表，整齐的“梳妆”，丝毫没有“爱因斯坦”的感觉。用谢建平的话来说，他们是在做一项伟大的对人类有积极贡献的事业，自然精神亢奋。这种亢奋体现在研究所的每一个角落，虽然当天是星球六，却并没有影响研究所里人潮涌动。研究人员们正紧张的测试着设备，因为这批设备马上要运往澳门。既然是伟大的对人类有积极贡献的事业，研究人员没有加班费在谢建平看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谢建平出示自己简历的时候说，看到这些，你是不是感觉到很惊讶？谢建平，上海通用化工技术研究所所长。1968～1982年开始从事机械、流体力学及高分子材料研究；1980年开始食品级抗菌抗病毒材料的研究；1986年获中国新发明新技术金质奖；1986年研究电缆材料，同年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并被机械工业部电缆研究所聘为客座研究员；1989年研究激光理论，提出隧道激光理论并和美国及台湾等学者共同申请了专利。此理论现已应用于强激光在大气传输中的特殊用途，如卫星、导弹和其相互关系以及大气激光通信等；

993年开始互联网基础理论算法的研究，1998年和同事申请了发明专利。“采用全数字码给上网的计算机分配地址的方法”等多项专利。

　谢建平说：“其实我是一个发明家。”他的名片在显赫的位置上记下了他的发明多达八项，涉及激光、食品包装、电子等多个行业。

　　几乎“招待”每个记者，谢建平都不忘搬出笔记本和投影仪，然后给记者观看让他骄傲的照片和资料。在这个过程中，谢建平便将他的研究经过侃侃而谈，从天文到地理，从星球大战谈到激光、纳米，从他与科技部的交流到与澳门接触……　　这些谈话已经让记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也许过于激动的他并不擅长揣摩记者的内心，太多“高深莫测”的东西从他的口中吐出，让记者不得不环视这个破落的研究所，然后觉得漏洞百出：真的么？为什么这些照片中都没有你本人啊？“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低调的，”谢建平说，“这个化工所占用的房屋，也是朋友无私赞助给我的。”

谢建平善于鼓动性言词，以此笼络了一批人为IPv9奋斗。他说，“我这个人很讲义气，我做什么事，首先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兄弟。”　

七、2002年7月31日，《数字域名规范》作为行业标准开始实施，并列入2003年国家标准制定计划；2003年8月，信息产业部和税务总局将“数字域名规范”列为税控装置标准内容之一；2003年12月，国家信息产业部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通知上海通用化工技术研究所，十进制网络技术获得信息产业重大发明金奖；2004年上报和立项了十进制网络和数字域名的六项国家强制性标准；2004年7月，《采用全数字码给上网计算机分配地址的方法》发明专利，相继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巴西、南非、朝鲜、哈萨克斯坦以及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获得授权。

2004年11月18日，“新一代安全可控网络技术平台——十进制网络（基于IPv9协议和数字域名）技术标准和产品化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信息产业部科技司司长韩俊、北京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何新贵、原铁通总裁彭朋、国家广电总局数据广播中心主任杨世雄均作了发言，对IPv9做出了高度评价。北京大学、中国网通、国家广电总局数据广播中心等单位正式宣布加入十进制网络标准工作组。

谢建平：2003年7月，韩国总统卢武铉访华期间，“数字域名”和“十进制网络技术”成为两国首脑技术交流的项目之一；2004年8月，与韩国浦项签订有关合作协议。

其实早在2001年1月，韩国浦项制铁已经就韩国推广数字域名和我洽谈过。

浦项派了很多工程师到上海论证IPV9，一致认为IPv9很不错。我告诉浦项制铁，这个协议要想成功需要很多的资金和很长的时间。浦项制铁如是回答：谢所长，一般企业是承受不了这个代价的，我们具备长远的目光和准备。

于是我们和韩国浦项制铁签订了保密协议和授权协议，让韩国浦项制铁基于IPv9独立开发产品。目前已有30万部基于IPv9的浦项IP电话投入了试用，也极有可能做IP通讯。但是目前我们并没有收取专利转让费，等到浦项制铁的试验成功，我们会收取。

2000年前后，中国电信投入3亿元，让IPv9网络技术在上海市长宁区、金山区等地区进行了小范围商业试验。一套可支持300万户的数字域名解析系统负责金山区及全国的数字域名解析，日解析次数达1000万次以上。包括工商网、税务网等基于IPv9的网络运行，验证结果安全可靠。此外，已有应用意向的还包括：公安部文件批准的全国安防系统工程(在2003年“非典”期间已投入使用)、全国数字电视网、全国税务网、浙江大学IPv9网络试验工程等等。

2004年8月16日，“十进制网络及IPv9项目评介”在澳门创新科技中心举行，探讨在澳门应用该技术的可行性等。谢建平表示，希望可利用澳门作为平台向全世界推广。

澳门创新科技中心主席丘竹及中国铁通原总裁彭朋分别以《网络在亚太区的远景》、《信息交换解析中心之应用》为题发表讲话。

2004年11月底，谢建平携IPv9再度登陆澳门，并参展澳门回归五周年，他准备在澳门做一个小型的运行中心，将澳门、上海、奥地利、韩国连接起来。

从3种主流3G标准看，以CDMA2000标准4、5年前预想的演进路线是直接向3X多载波演进，后来EV-DV曾一阵子似乎成为演进目标，现在又转向直接向采用OFDM为特征的所谓UMB标准演进。WCDMA目前演进方向是HSPA，再向采用OFDM技术的所谓LTE标准演进。TD－SCDMA在向所谓多载波的TD-HSPA演进，再可能向采用OFDM技术的TD版 LTE标准演进。由于OFDM技术本身就是一种TDD技术，TD版的LTE与WCDMA版的LTE技术特点差异并没很大，也许只能殊途同归走到一块。正是因为无法平滑演进，因此出现大部分CDMA2000运营商决定向LTE演进而不是UMB演进，这样3大标准可能重新向LTE标准汇合统一，与另一采用OFDM的WIMAX标准产生一定程度竞争。

目前国际上3G用户发展超过1.5亿用户，3G网络主要以WCDMA为主，目前电信设备商在国内国外造势最大、宣传最响的就是HSPA技术。那么为什么设备商不直接向OFDM技术演进，而非要采用HSPA过渡呢。这其实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延长WCDMA网络设备的价值生命，国际电信设备商们推出HSPA技术主要采用如快速调度、混合重传、自适应调制等技术，只要在已经建设好的WCDMA网络上做不大设备和软件改动就可以实现并发数据业务，从而可以延长WCDMA折旧期，也可以多卖一次设备。

目前包括WCDMA、TD-SCDMA电信设备制造商也都在国内造势，希望推动我国大规模建设HSPA网络。HSPA作为后3G技术，本来是附加在3G网络上，主要用作充分利旧延长3G网络设施使用生命。而我国实际上一直没有真正大规模建设3G网络，发展3G的时间窗口已经去大规模建设HSPA网络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可能给未来国内电信业带来一块庞大的低值资产甚至沉淀资产，因为HSPA根本无法向OFDM技术体制平滑演进，而向OFDM演进又已经近在眼前。预计2010年LTE商用，还有2年时间，而建设一个比较成熟的HSPA网络也需要近2年时间。

从国际上看，几乎没有看到任何其他国家任何一家没有3G网络电信运营商去直接建设HSPA网络，一些没有部署3G网络或3G网络建设规模不大的运营商，现在都规划转向直接去建设OFDM//MIMO技术网络（如WIMAX、WIBRO网络）。我国本来并未在3G投资上建多少“仓位”，在明知即将贬值的趋势下，却再去在HSPA上“补仓”，并非明智之举，而应该及时适应技术发展变化，在采用前沿新兴技术上及时“建仓”。这就像明明知道液晶电视是方向了，却仍要大规模投资建设所谓CRT或等离子电视，前一阵中科院侯志强教授提出国内应该尽早转向开发所谓“TD-WIMAX”，估计实际也认识到了HSPA作为一种利旧过渡性技术的缺陷。

从经济学角度看，由于3G技术在向OFDM发展中无法做到平滑演进，在经济学上所谓的“网络效应”（非技术概念）将会大大降低，这样类似2G向2.5G、3G、3.5G发展的“路径依赖”效应也会明显降低，这样正给国内电信业提供一次很好的打破网络路径依赖的机会。国内3G发展的不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2G网络上对国外设备商技术形成依赖，而国家希望通过政策手段打破这种路径依赖，反而使得3G无法正常启动。

当前应该及早推动国内技术、机制领尖的设备制造商在OFDM技术知识产权上争取主动才是上策，尽快推动国内设备商相关技术的商用部署试验，摸索商业模式经验也是非常重要。

看到一些朋友对这种方案提出发表自己不同的意见，但恐怕这是目前各方能够实现利益妥协的一个最现实可行的方案，也就自然成了最佳的方案。虽然重组时间仍未十分明确，但各运营商内部实际上都已经在悄悄着手做准备。 精彩文章    http://lluomw.blog.sohu.com/entry/

<P>从政府角度看，作为响应消费者要求降低通信资费的呼声，举办听证会本身固然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政务公开举措，但这些年政府举办的听证会大多受到民众的普遍质疑，说明如何规范听证会的运作应是政府需要解决的一个课题。从更深层面看，老百姓对于涉及垄断行业价格调整的听证会质疑声音尤为强烈，说明老百姓关注的更大问题不在于听证会形式本身，而是对垄断制度的强烈质疑，这是政府更应该认识到的。&nbsp;</P>

一是WIMAX一出生就是面向IP技术的，IP化是所有电信网络演进方向，而3G和后3G的HSPA都在走向IP化进程中需要经历一段过渡性质的技术演进，由此会带来额外的设备投资。

二是WIMAX所采用的OFDM技术所有3G技术演进方向，相比3G所主要采用的CDMA码分用户接入，还有TD-SCDMA所采用的TDMA，OFDMA接入方式采用高得多的频宽，将高频宽分裂成正交、叠加的子载波，其频谱效率远胜过目前任何形式的3G。

不妨揭开盖子实事求是地说，WIMAX作为一种新的TDD技术，其技术先进性要胜一筹，相比使TD－SCDMA的窄码片、频谱效率等许多优势已经不再存在，也实际上堵住了TD－SCDMA国际化道路，使TD-SCDMA在韩国、法国等国家的试验网更像是一种“网络秀”。一个业内朋友说了一个这样的话：现在如果说不上TD恐怕会被骂做是没爱国心，如果鼓吹大上TD的人恐怕会被骂做是没头脑。虽然难听一点，但不得不引起深思的是，如果只是蒙住自己的眼睛，无视技术发展规律，国内3G将只是会变成一个卖概念、销设备的空洞产业，这种产业链将很难真正成为变成价值链。

如果说对WIMAX成为3G标准有什么感触，那就是技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很难是某种意志就可以人为改变。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WIMAX能够受到全球大部分国家欢迎，说明它的确已经正在改变3G。

回想起来，日本与美国角逐高清电视标准似曾相似。80年代日本由政府主导，花了几乎上百亿美元开发高清电视项目，与此同时美国很多企业也投入角逐，角逐中专注一种技术制式的日本人似乎在一轮又一轮角逐中取得领先指标，而技术中立的美国企业各自提出了多达20余高清电视技术，似乎是各自为战，后来一家美国公司开发的数字高清电视技术脱颖而出，革命性地改变了高清电视技术发展路径，迅速成为领先的技术统治者，也使日本上十年的付出不得不付诸东流。

说到底，技术标准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两种模式的竞争，也就是政府主导模式与企业主导模式的竞争。作为追赶者的国家，由政府集中组织力量来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竞赛，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策略，但未必一定取得效果。有个经济学专家曾经对10多个国家的信息技术标准能政策做过研究，却发现政府介入的信息技术标准制定的案例绝大部分最后是失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信息技术标准战略上是无所作为的，应当是一种作为方式的问题。

对于政府如何影响信息技术标准制定，近些年国际上有一些专家团队在研究，最著名是UC BERKLEY大学的团队。从经济学观点看，从政府主导信息技术标准的政策制定主要来自两个理由，一个是市场失灵，二是纠正技术标准的劣质锁定（这来源于所谓网络效应），当然在3G在我国更多还有国际技术贸易不平衡原因，和树立创新旗帜的政治因素。

另一种是主张政府慎重进行强制技术标准制定的观点，理由是政府强制可能导致管制失灵，这又是由于管制者与信息技术拥有者的信息非对称所造成的，加上信息技术复杂性远远超过其他领域，加大了管制者做出合适决策的难度，或者出现管制俘虏现象，这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从目前看，我国在3G技术标准上的博弈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第一、政府在市场上掌握、调控产业链的模式有待研究

回顾看，希望采取借鉴诸如航天工程、导弹工程的这种政府主导推动军工技术发展的模式来推动3G这种市场技术本身值得商榷，航天、导弹工程虽然同样具有复杂的产业链，但产业链却并非市场化的，最后买单的客户对象是政府。市场经济中由政府操控3G这样的复杂产业链却面临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3G最后买单的客户对象是普通用户，承担风险的能力远不如政府。产业链上的各环节的链接似乎是利益妥协下的一种计划式的整合，整个产业链上下游对3G的市场预期各自不相同，上游技术专利商、芯片企业盲目乐观，制造商谨慎乐观，运营商普遍悲观，最后用户层面的风险更是莫明难辩。

第二、过多强调以技术为核心，而不是以企业为核心

从政府推动市场技术创新的模式来看，国际上主要有2种模式，美国模式是通过奉行技术中立政策来推动市场技术创新，政府较少直接介入技术竞争，而主导通过创造一种激励创新的环境来间接推动技术创新，同时推动建立一种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公平竞争氛围，往往是充分推动多种技术竞争，类似百家争鸣方式，比如无论在2G、3G技术，美国都是采用了多种技术制式竞争，甚至在军工技术上也是如此，比如第五代战斗机得开发，当然这需要完善的制度和基础研究能力支撑，这使得美国的创新能力遥遥领先。

另一种典型是日韩模式，日韩模式主要是将资金和政策向大企业倾斜，想方设法打造超级跨国企业，尽力给超级大企业提供各种支持，提高其抗击风险能力，利用跨国企业透彻掌握技术信息的优势，和比政府更容易调控产业链市场资源的能力，以大企业作为主要载体来推动市场技术创新，所以可以看到，日韩活跃在3G技术产业链上的基本上是三星、现代、；LG、NTT这种大公司，其中LG和NTT是产业链上集制造商与运营商于一体的跨国公司。

日韩和美国模式实际上是两种机制的竞争。但在中国实际出现了第三种形式，3G、WAPI等技术标准出现，都是业界实力并不突出的公司主导，这些公司没有经过充分市场竞争洗礼，甚至几乎没有5年以上市场主流产品，尤其是上游芯片制造商，都是新进组建的新面孔或者类似重邮这样的院校，甚至不曾有过开发商用成熟产品的经历，这些调动市场资源组成产业链的能力很差，只能依靠政府帮助整合产业链，结果变成政府主导，很容易引发外界对于管制俘虏的猜测，也导致产业链上其他企业很难树立信心。

这种模式的出现，个人认为恐怕是缺少一个推动市场技术创新的总体性思路，尤其没有把技术创新与制度因素结合起来。导致政府把创新的目标过多拘泥于推动某项技术发展，而不是创造能够提供无数技术创新的强大企业。没有强大创新的企业，即使短期内某种技术能够领先，即使政府支持，也很难保证能够长久。从国家目前对科学技术项目的操作看，很多技术项目成了请客、送礼，变成只是花钱的名目，还不如多拿一些钱去直接补贴创新能力等级比较高、市场运作比较成功的企业，提高这些企业的基础研究能力。

从我国的战略看，上个世纪90年代过去曾提出过要打造100家具有世界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但当时只是通过推动兼并整合来打造的模式受到很多诟病，后来政府不再提了。但在信息技术产业上，从全球范围看，无论制造商和运营商都在越来越走向集中，我国也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资源，尤其在天然竞争性的信息设备制造领域，有必要向机制较好的企业进行政策倾斜，鼓励优胜劣汰，打造超级制造商，甚至可以重新鼓励运营商参与设备制造，只是如何实现应该需要更多人研究了。

造成创新以技术为中心而不是企业为中心的原因，是赋予了技术太多民族或意识形态主义色彩，使技术不能中性化，出现所谓“民族技术”，从而增加了技术对抗而不是技术合作的色彩，个人主张应该民族企业意义远远大于所谓民族技术。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国内基础研究水平仍相对滞后，导致在市场化的信息技术标准上往往很难摆开国外的基础专利，由此对国内企业形成很大的制约。以TD为例，作为3G技术标准，在底层技术专利上要饶开国外专利很困难，能否真正降低专利费恐怕并不乐观。类似WAPI也形成同样的怪圈，底层技术专利仍然是国外厂商掌控，而国内厂商又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加密算法专利。这种创新模式固然也有很大价值，但是运作模式却值得商榷，出现了你垄断你的一块技术专利，我垄断我的一块技术专利，大家都想争取最大的垄断利益，导致TD、WAPI产业链上实际出现一种经济学上称作“双边际化”现象，这对于产业链和最终消费者都并非好事，但本身TD、WAPI产业链是希望，而国外厂商却掌握相当竞争者。

最后说一点，我并是贬低政府在市场技术标准战略中的作用，相反政府应该起到更大作用。比如专利谈判，如果说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中国企业对美国企业谈判的模式我们都很难占到便宜，明里或暗里采取中国政府对美国企业模式无疑仍是个有利的博弈策略。

/luomingwei

可以看到，电信业价格战越来越激烈，如此大的价格下降幅度几乎是其他行业所没有。无疑，老百姓在电信竞争中得到了价格实惠，但也许消费者的期望还没有达到，但今天电信价格竞争幅度之激烈仍然超过电信业界的想象。

尤其是，电信运营商如今在竞争中采取的礼品派送更是令全社会关注，买手机送油，送米，送冰箱，送彩电，送装修，送国外旅游，送摩托车，你存50送100,我存50送500,五花八门，在湖南、甘肃等省，有运营商竟派送了数百辆“奥迪A6”，甚至在接到工商局查处通知后，有的运营商二话不说将数百万罚款缴纳到工商局帐户上，随后下令大继续派送，令有关政府官员惊讶得瞠目结舌，并引发社会一阵疯狂和热议。

老百姓发现,电信运营商仿佛都成了乐善好施的大菩萨,但这也更是在老百姓中眼中塑造了电信运营商了暴富”的形象。对比看看如今国内其他比电信更富裕的行业如石油石化、烟草、电力、银行等，中石油、中石化几家竞争，每年哪怕你加个上万快钱油，也没有一分钱优惠，或只是送个几十块钱的礼物，本人买个加油卡消费数千，一年后强迫换卡竟还要另外交几十块换卡费，银行业早些年竞相提高存款返还额的现象如今也随着各大银行上市消失得无影无踪，电力、烟草更是从来说一不二不跟允许任何讨价还价。今天得电信业仿佛陷入疯狂的怪圈，也难怪杨培芳教授说老百姓不得不对电信业既吃肉又骂娘！

电信价格战如此激烈，对消费者固然是好,但是从业内来看，很难说是一个健康发展的行业，虽然从公布业绩看，现在4大上市电信运营商全部盈利，但仔细看只有中国移动一家是真正是赚得盘钵满盈，中国电信把设备折旧期拉长，把个小灵通都弄成10年折旧（移动设备才5年折旧），勉强维持盈利数字，中国网通、中国联通更是在未上市的一块中都背负了难以消化的庞大债务窟窿。

实际上，电信价格战不断加剧的背后，是电信格局的失衡。目前中国移动现金储备和利润富可敌国，已经成为全球500强中拥有现金储备最多的企业之一，没有固网业务的包袱，移动业务缺少真正竞争对手，中国移动的高速发展势不可挡，在价格战中处于绝对优势，成为电信价格战的推动者。

中国移动发现，目前的价格战并没有使自身利益受到多大损失，反而可以获取大量固网话务和用户，同时在弱小的移动竞争对手处抢夺更多的用户市场份额，自身在价格战中获得了正向激励反馈，并可以把价格战的成本成功转嫁到竞争对手，更重要的是，通过价格战、礼品派送手段，逼迫对手跟进，可以将对手拖入成本战争中，从而可以大幅削弱对手未来挑战自己的实力。从短期来看，这种价格战是有利于作为需求方的消费者，但另外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如果作为供应方竞争格局持续失衡，将会扭曲竞争，比如利用市场主导力量阻碍技术进步，凭借市场威势阻碍竞争，造成社会和消费者的长期福利受到损失。

3G时代即将结束，4G时代已经开启。电信业界的专家们大多实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回过头来看，TD－SCDMA     是政府希望借助国内市场空间和自身力量来左右技术产业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视尝试，在这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也由深刻教训。

从成功方面来看，TD标准的操作使国内对国际知识产权的游戏规则掌握得更加透彻，也推动国内企业向产业链上游进发，而得到经验最多得应该是政府，政府在调控产业链中，更多地了解了产业链的运作规律。

然而TD的操作也实际给了我们很多教训，试验先行、稳步推进的做法虽然保证技术不断走向成熟，但实际上也使得3G丢失应有的时间窗口，实际上已经丧失大部分市场空间。

看到仍有人不断高调鼓吹大干快上TD，甚至号称要举全国之力发展TD，把TD无限上纲上线到建设科技强国、建设和谐社会，禁不住要问几个问题。

第一，   TD的市场定位在哪里？

现在TD运营商正为TD的定位发愁，从中国移动看，2G的语音网络已经非常完善，用户成本分摊已经非常低，而数据业务EDGE已经上马，速率与现在TD相当，而且无论EDGE与TD还是其他3G数据业务的承载成本都相当高，如果大规模发展这类无线数据用户，实际很难实现盈利，而目前连固网宽带数据业务都很难实现盈利，更不用说是TD。

其次，国内电信市场发展结构性的矛盾非常突出，城市移动电话普及率已经很高，一线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接近达到100％移动电话普及率，移动用户80％来自农村用户，这样TD要实现大发展势必要向农村挺进，而3G优势在于用数据业务吸引大量高端用户转网，覆盖距离还不如2G，在地广人稀的农村地区却没法发挥3G的语音容量优势，更是不对路难收回成本。

两家固网运营商虽然渴望移动牌照，但在面临一个这样大国土面积需要2000亿以上网络投资规模，用户走向低值化速度又超过预期，以及以农村用户增长为支撑市场特征下，要找到支撑TD大干快上的市场空间恐怕也是很艰难。

第二,TD是否导致低效率的技术方向和重复投资

虽然主张TD大上快干的专家说了TD大量的技术优势。但无庸置疑的是，现在更先进的TD技术已经站在门口了，WIMAX和4G所采用OFDM本身是一种更高效率、更低技术实现成本的TD技术，虽然标准细节仍在制定中，但技术已经完全经过使用证实，而且在全球已经拉开部署的序幕，MIMO技术也比智能天线更被看好，鼓吹TD大干快上的专家也不得不承认TD面临的巨大挑战。

曾经有人认为，缓上3G等待TD有利于避免3G技术标准锁定，但面临新的技术来临，是否有必要让自己锁定在低效率的技术上。虽然鼓吹TD大干快上的专家不厌其烦地介绍TD向多载波演进的数据业务优势，但忍不住代业内明白人指出一下，实际上从CDMA2000的经验看，多载波在技术实现上并不经济，CDMA2000目前已从多载波研究向单载波的EV-DO和OFDM版本演进。TD多载波的演进恐怕也会免不了会有很多周折，至少现在还只是纸面上的概念。

回头看，技术的发展规律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3G到4G的演进实际上出乎当初3G标准出台时候的预料，比如原先的CDMA技术预计演进方向是多载波捆绑，现在却发现压根没有厂商再做了，GSM网络当初设想的技术演进中也没有想到会遇到另一种TD技术OFDM杀出来挑战。

第三、TD盈利的真正成本基础是什么？

相对国外来说，中国移动市场还有发展空间，可能还有4－5亿的用户发展，但面临仍在成长中的2G和提前到来的4G夹击，留给3G的时间并不长，留给目前建设中的LCR版本的TD更短，很快就会面临升级压力，就像联通上完IS-95A的版本又上CDMA1X时遇到的情况一样，旧的网络资源面临处置压力。

有的专家甚至主张逐步关停2G甚至采取各种政策逼迫用户向TD迁移，以为TD独占市场空间创造条件。如果这样按照某个所谓专家的设想大干快上TD，这样TD投资也许可以实现帐面的盈利，但是真正付出的间接成本将是远远大于直接投资成本。

如果只考虑几个生产者福利，而完全不考虑运营者、消费者福利，也不考虑新技术发展的事实，这种产业将会是畸形的！更谈不上什么建设电信强国和和谐社会的杠杆！